【農業政策】疫情對于鄉村振興:不是剎車,而是換擋

時間:2020-04-28 16:34:45作者:


疫情之后鄉村振興的新趨勢和新亮點


1.疫情倒逼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的升級


鄉村振興在短期內會受到比較大的影響,但鄉村振興蓬勃發展的基本面沒有變,社會對鄉村生產的優質農副產品、低密度生態化的生活方式需求量的增加沒有變,各個行業加快鄉村市場布局沒有變。


甚至在疫情期間,加強鄉村自身治理結構的優化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來匹配疫情后鄉村振興產業模式、醫療衛生服務、文化旅游的升級,鄉村振興新動能就被激活了,鄉村振興的局面會大大好于疫情前。從這個角度來看,疫情對鄉村振興的利好是大于損害的,疫情不是剎車,而是換擋、換軌,換到更快速的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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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鄉村產業呈現出更多的新增長點


短期內政府在鄉村的投入會因疫情出現下滑,基礎設施建設、美麗鄉村建設、鄉村產業培育政策都會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農家樂、民宿等線下消費場景短期內也會受到大面積的下滑,不排除疫情結束后城市近郊消費業態的報復性增長。


但疫情期間一些和鄉村相關的新的業態卻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比如由于出不了門,小區業主團購農產品;以前大力推廣而收效不明顯的互聯網教育,疫情期間鄉村的孩子同樣上起網課,享受和城市孩子同樣的教學內容;比如互聯網醫療,一大批互聯網醫療平臺開通了網上義診,因疫情不能出門看病,也不敢去醫院看病,被動使用了互聯網醫院和網絡醫生,一些村民驚喜地發現原來這么好用,大大地解決了村級衛生站的尷尬;當然還有農產電商平臺,他們有效地解決了很多農產品滯銷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新的方式體現出了活力,所以鄉村產業不是停滯和倒退了,而是換了模式和軌道。



3.疫情最大規模地激活了鄉賢力量


這次疫情期間,很欣喜地發現了另一個現象,就是鄉賢力量的集體爆發。因為疫情,很多人待在老家一個月不能進城,對絕大多數人講都是最長時間的一次春節。除了疫情爆發期,鄉賢們自發地捐款、聯系渠道為鄉親們購買物資,參與防疫檢查,打掃衛生做志愿者。一個月的時間總不能什么不干,都開始思考鄉村的公益事業和未來發展,倡議眾籌給鄉村建設老年活動中心,一起謀劃鄉村的進一步發展,鄉村的社會結構和治理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


套用一句名言“潮退了,才知道誰在裸泳”,“疫情過了,才知道世道變了”。過去沒經歷疫情這樣的大考,鄉村很多的傳統模式沒有非改不可的動力,人們也不會大規模主動去嘗試新的更加有效的模式。疫情,讓鄉村從政策、社會結構、生產生活方式、產業模式、科技服務、公共服務提供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改變能否健康地在鄉村得到發展,或者說這些哪些鄉村能快速的在這些改變中抓住先機,獲得紅利,關鍵在于鄉村治理能不能快速做出調整去響應甚至激發這些變革。


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角度來論,疫情之后鄉村生產力方式有了上述變化,代表生產關系的鄉村治理要同步甚至超前地改革來適應這些變化。從操作系統和應用程序的角度來看,鄉村各個行業的各個應用程序得到了較大的改變,也同樣倒逼鄉村治理這個操作系統的升級,從單核升級到雙核,甚至未來的四核、八核。


前面講的疫情之后鄉村振興的新趨勢和新亮點,下面來分析下鄉村治理如何改變,以響應甚至前瞻地適應這些新趨勢、新亮點。



疫情之后鄉村治理的變革趨勢

1.當前中國鄉村治理的現狀與困境


去年起,對鄉村治理的討論和嘗試是非常多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地都有各地獨特新穎的舉措。2020年應該是要從這么多嘗試和舉措中找到鄉村治理變革的范式,甚至固化為法律和政策,如果2020年的鄉村治理理論成果仍舊只是在講個案的經驗,和宣傳表彰實踐先進,基本上是沒有進步的。


去年鄉村治理領域一個巨大的突破,就是全社會形成多元治理主體的共識。大家都知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很多鄉村且別說共同治理,連多元主體都是個偽命題。在這些村莊里,有且只有一個主體,那就是村委會,村委會承擔了村莊內部各項公共事務的組織責任、決策責任、監督責任、安全責任、道德責任。


現行的鄉村治理體系里還有一項制度安排:村民代表大會,社會上把它形象地類比于村人大,但這個村人大和鄉鎮人大、縣人大顯著的差別是,村民代表大會沒有常設機構,每年召開一到兩次的村民代表大會聽取村務匯報和一些程序工作,也就無法實質且常態化地參與到治理中去,發揮作用。


尤其在去年,治理現代化背景下,很多鄉村建立起了村民理事會的制度,成為了鄉村里的又一個主體,有限地參與到了共同治理中去。為什么說是“有限參與”,一方面是作為曾經的一元治理主體的村委會在分權給其他治理主體的過程是循序漸進,這是客觀現實,加上村委會主觀上也有對分權的抵觸。


比前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村民理事會自身治理能力的缺失,尤其是人才大量流失的鄉村,村民理事會的構成人員大多是年長缺乏創業激情的村民,所以導致村民理事會很大程度上變成村委會領導下的服務型事業單位,承擔收集民意、傳播政策、組織志愿者等服務型工作,對涉及村莊的重大項目、公共事務、民主選舉等核心共治領域發揮的作用不足。


在一些發達地區的鄉村,出現了由外出鄉賢和留村的德高望重村民共同發起的村級慈善會、福利會等形式,為村莊捐款捐物開展獎教獎學、修路建橋、扶危濟困等公益慈善行動,有效地改善鄉村的公共服務水平,團結了一批有能力有實力的鄉賢,也表現出對鄉村綜合發展更多公共事務、重大項目的關心。但由于現有鄉村治理機制安排,這些主體不具有參與共同治理的準入,僅憑著鄉賢們的個人威望和灰空間影響村莊的公共治理,這種影響由于不能常態化和陽光化,在產生正面價值的同時也埋下了不少隱患。



2.疫情之后新鄉賢和鄉村自治會成為鄉村治理的新亮點


上述局面應該是當前絕大多數鄉村的現狀,多元主體發育不足、治理分工邊界模糊、治理能力整合不夠,導致了鄉村多元共治收效不明顯。一個好的鄉村治理,在發展問題上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在糾紛問題上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對于當前的鄉村振興而言,更多還是發展問題,如何通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設上,讓更多人才和資源為鄉村所用,這是關鍵,這里就繞不開一個核心人群——鄉賢。

在疫情之后,政府對鄉村投入不得不減少、國民經濟總體下行的大背景下,鄉村振興的生力軍:鄉賢應該接過接力棒。從現行戶籍制度的設計上,很大一部分外出的鄉賢已不再是本村村民,不具有參與村莊治理的資格。但是他們的資源、見識以及對現代科技的掌握,卻是疫情之后鄉村振興最缺的要素,不一定非得要他們重新回到村里做村民,才具有對鄉村發展獻言獻策、貢獻資源、參與治理的資格。

日本城鄉社區的自治會模式可以給中國鄉村振興提供很多經驗,日本的各級自治會共有30余萬,分布在日本全國98%的城鄉社區,是日本社會最大的公民社會組織,占全國社會組織數量總和的50%以上,構筑起了日本基層社會公民參與的網絡。這套機制充分調動了城鄉居民參與社區發展的積極性,與鄉村基層行政機構協調合作,為鄉村持續且有活力的發展提供了組織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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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治會與村委會、村民理事會、村民代表大會及其他鄉村社會組織的關系


為什么要在現有的村委會、村民理事會、村民代表大會以及陸續出現的鄉村慈善會、福利會等形式的基礎上,再整合出自治會模式。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鄉村自治的大趨勢要求下,在堅持黨的領導前提下,明確鄉村自治主體的地位,并形成常態化的治理機制和日漸增長的治理能力。如前文所述現有村民理事會的人員構成特征以及參與治理的邊界,無法完成常態化的村莊治理行為,而由村內鄉賢代表和外出鄉賢代表為主體構成的自治會,則因人員構成的復合性,以及外出鄉賢自身的見識與資源,具備共同治理的能力。

二是明確自治會的章程與日常運營保障。由于很多村民理事會缺乏運營經費或者運營經費來自于村委會撥付,影響了村民理事會參與共同治理的連貫性與獨立性。但自治會由于其內外鄉賢自發參與的特性,其運營經費由內外鄉賢自主籌集,以保障自治會持續常態化地開展工作,深度而系統地為村莊發展建言獻策,只有日常運營保障和系統思考后的共同治理,才不至于淪為形式或者不滿情緒的宣泄。

三是明確自治會與村委會、村民理事會等組織的協同與調解機制。村委會作為鄉村的行政主體,村民理事會作為村民內部的服務主體,自治會作為內外鄉賢的共治主體,村民代表大會作為村莊內部事務的最終決策主體。當自治會與村委會對村莊公共事務、重大項目以及重大決策發生分歧甚至沖突時,交由村民代表大會甚至村民大會進行民主決策。

如是,自治會體系的建立,既充分地團結內外鄉賢的優勢力量共同推動鄉村發展;集合鄉賢們開闊的視野和智慧為鄉村發展制定**的方案,應對鄉村各項事業的新趨勢與新變化;保障鄉村自治工作的常態化和系統化,避免鄉村自治工作的片斷化與形式化;促進村莊事務決策的民主化,盡可能避免因決策失誤帶來村莊的巨大損失;激發鄉賢參與家鄉發展的成就感,積極踴躍地捐資捐物開展鄉村公益慈善事業。




結語

疫情給鄉村振興帶來了不少障礙,但卻激活了更多新業態、新形式、新鄉賢全面進入鄉村,無意中為鄉村振興創造了新機遇。這些新機遇需要鄉村治理這一基層操作系統進行深度變革,形成以村委會、村民理事會、鄉賢自治會為分工的三位一體結構,由村民代表大會做最終決策。在發展上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在分歧上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通過治理體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來適應疫情之后鄉村振興帶來的新趨勢,為釋放鄉村振興生產力打下治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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